励志演讲稿：勤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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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像是你那亲切的耳语，
　　
　　又好像你在低声地歌唱。
　　
　　……
　　
　　后面还有两段，很抱歉，我已记不请了。
　　
　　68年，我们成家了。她是典型的贤妻良母，也一直是我事业上的最好的帮手。她和我的性格不一样，她沉着、冷静、从不张扬。而我的个性有点像乔布斯，好冲动。不幸的是，在三年前，她患上肺癌。一年半前，永远地离开了我。她生病的日子是她最痛苦的时期，不能进食，只能吃点稀饭和牛奶，走路也很艰难。原来我们住在二楼，但她无力走到二楼，只好在一楼搭一张床，而我就睡在沙发上。那段日子里，我24小时都陪伴她。为了让她忘记病痛，我经常坐在她身边，把我的脸贴近她的脸。我们不断地回忆过去 50年中最甜美的生活片段，就像我们在放映关于我们自己故事的纪录片，一遍又一遍。偶尔，她也会对我发发小脾气。我毫无怨言，我知道，她的脾气是因为病痛的折磨和对于死亡的恐惧。每次发火后，她也后悔，于是用她那颤抖的手抚摸我的脸。我对她说：“下一辈子，我还要去找你的。”她含笑地点了点头。我说：“这一次，我可没耐心等到读大学才去找你，也许等我刚刚学会走路，我就会去找你。”为了纪念她、怀恋她、感恩她，我在上海一陵园的名人区买了一块十平方米的墓地，我们希望她在那里永远快乐，不会感到寂寞的。因为有几十位中国社会名流也在那里安息。不过，我俩的爱情故事还没有终结。也许再过10年，20年，最多30年，当我100岁的时候，我还会回到她的身边。我俩的爱情故事还会在另一个世界延续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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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得，一位美国记者问一位刚刚获得诺贝尔奖的得主：“你认为人生中有什么比诺贝尔奖更重要的东西？”这位诺贝尔奖的得主说得好，“一个好的妻子，一个好的丈夫，一个幸福的家庭比诺贝尔奖更重要。”虽然我在科研和生意上均有所获，但与闵永洁 50年的爱相比，一切都微不足道。有人说得好，金钱和荣誉是浮云，只有爱才是永恒的。
　　
　　我讲这些关于我个人体育锻炼和爱情故事的目的是表明，我本人就不是一个书呆子。我所主张的是：我们应以勤奋为信仰，但我们也应积极参与其它活动。
　　
　　我的科研生涯
　　
　　1.在生化所的日子
　　
　　1965年，我和闵永洁双双被分配到上海。我被分配至中国科学院上海生物化学研究所核酸室。我刚报到时，生化所正在庆祝他们成功地完成了人工牛胰岛素的合成，这是一项世界级的重大科研成果。我十分庆幸自己能够有机会在这样国内一所顶级的研究所从事研究工作。但不幸的是，我报到后的第七天，就被调往上海郊县搞四清。不久文化大革命爆发了，我回到了生化所。
　　
　　和全国所有的研究、教育、文艺单位一样，文化大革命期间，生化所的科研也停顿了。但我们仍要求8点钟上班，因为随时可能会有游行和传达中央文件等政治活动。每天所有的人都无事可做，但可以聊天、打牌、下棋、打球，女同事们可以织毛衣。下午，如果没有政治活动，还可以提前下班回家。对于这样无事可做的逍遥日子，有人高兴，但我却非常不适应。因为那时我才 25岁，我不能让我的青春在这样无声无息的逍遥日子中白白地流逝。而且我还预感到，这场来势如此凶猛的文化大革命，绝不会在短期内结束。我开始策划如何利用这段真空期干一件与本人业务相关的大事。经过仔细考虑，我决定写一本专著《核酸的化学》。自那以后，每天早上8点，除了有政治活动外，我都会钻进科学院华东分院图书馆里收集资料，直到5点钟图书馆关门，我才依依不舍地离开。我把我在学生时代所用的三高的学习方法用于写书。我收集第一手资料，记在活页纸上。到最后，那活页纸堆在一起比半个人还要高。十分遗憾的是，在那浩劫的十年里，在那偌大的图书馆里，每天只有3-5名读者。除了我这个常客之外，其余几个人多半是没有政治问题的老教授，很难看到年轻人的面孔。
　　
　　在那火热的文化大革命和残酷的阶级斗争年代里，在生化所，也许在整个科学院里，我是唯一一个不顾严酷政治压力而坚持长期自学的人。写书的日子异常艰辛。那时我和闵永洁的工资加在一起只有 116元，我还要寄 25元给我父亲和弟妹们，而我的家务担子也是非常重的。闵永洁在上海远郊工作，从家到单位乘车来回要花4个小时左右，家务的重担自然地都落到我的肩上。每天六点钟，我和闵永洁就得起床。我先到菜场去排队买菜和早点。那时候，随便买什么菜都要排队。回来后再为两个女儿穿衣，洗脸，刷牙，喂好早点，再把她俩一一地送到托儿所和幼儿园。下班后我先得把两个女儿从托儿所、幼儿园接回家，回家后要烧饭。七点钟，闵永洁才回来。吃完晚饭后还要给两个女儿洗脸、洗脚和洗衣服。我边搓洗衣服，边听录音学习英语。这时可能已经9点钟了。当她们三人入睡后，我还得看书至晚上 11点或 11点半。由于长期的熬夜学习和家庭负担过重，于1972年，我患上了十二指肠溃疡和胃出血，而且比较严重。当时，小女儿王瑾刚刚出生不久。为了治好溃疡，72年4月，我带着大女儿王珞珈回到黄石修养，在黄石医院住了半个多月。5月底，我回到上海上班。5月底，人们都穿衬衣的时候，我还穿着厚厚的棉袄，面色蜡黄。那些年里，尽管家境贫寒，家务和工作繁重，但我们一家四口和睦相爱，苦中有乐，我对未来充满憧憬。
　　
　　大约4年之后，1972年，我的专著《核酸的化学》初稿终于完成了。但送到什么地方去出版？上海肯定是不可能的，因为上海市所有的出版界仍在歇业。一次偶然的机会，我听说在上海召开全国重点高校生物系核酸教材的会议，复旦大学、南京大学、北京大学、武汉大学和上海科技大学负责教核酸的老师都参加了这次会议。我通过一位朋友认识了参加会议的武汉大学的老师。我天真地认为，这位校友可能会帮我。于是我毫无防备地请他到武汉大学出版社问他们是否有兴趣出版我的《核酸的化学》。为了证明我不是放空炮，我把我的初稿也交给他看。令我感到意外的是，这位校友不仅没有帮我，反而还出卖了我。他把我要出书的事告诉了参加会议的老师们。他们背后如何议论我，我不得而知。但很快我获悉，有一位来自上海科技大学生物系的老师作为他们的代表，要到生化所去揭发我。在这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中，王启松居然写书，坚持走白专道路。幸好他的举动被我的同事冯亚雄阻止了。这位老师是冯亚雄大学的同班同学。当时冯亚雄对他说：“你又不认识王启松，你又不是生化所的人，王启松写书与你有什么关系？与你们单位有什么关系？”也许是这位老师看在他大学同班同学的情面上，放弃去生化所揭发我的念头。我十分感谢冯亚雄在我危急的时候帮助我，让我逃过一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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